郭艳茹：婆媳大战与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
郭艳茹，山东财经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总第45辑）。
全文2328字，阅读约需5分钟
婆媳大战与社会转型
婆媳之战是女人与女人之间最持久最普遍的冲突，年长的女人、年轻的女人聚在一起过日子，似乎不整出点事端来就不叫生活。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最主要娱乐活动就是围观打架，其中又多以婆媳战争为主。有次听到村头传出骂声，一群小孩呼啦啦跑去，见我们班主任的娘和媳妇正酣畅淋漓对骂，班主任坐在门口笑眯眯的看着，不拉也不劝，见我们来了，招招手叫我们过去说话，两个女人骂了一通后，各自回家烧火做饭，后事如何，不得而知。婆婆、媳妇鸡飞狗跳的多，和睦相处的也不少。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即良好的婆媳关系都是一样的，而不好的婆媳关系则各有各的龌龊之处，最终要靠两个女人间的战争来解决。
婆婆媳妇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外交内务琐事无数，但没有一套法律能对她们的行为做出详细规定，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切全凭心照不宣。如果双方理解有误，则必有矛盾发生，日积月累难免引致战争爆发。而婆媳双方如何定位自己身份、角色，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而后者又受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社会经济变迁这样的宏大问题通过婆媳关系这样的琐碎小事来观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旧式大家庭中，家长控制了财产权，儿子媳妇没有独立财产，也没有其他就业机会，听命于上一代。按照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所述，这种家庭关系 “它的主轴在父子、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妻关系成了配轴。”婆媳关系完全由婆婆主导，可怜的小媳妇低只有眉顺眼艰难讨生活，丈夫软弱无力，无条件服从家长，夫妻关系再好也无法抗衡婆媳关系。最大的反抗只有以死殉情，像焦仲卿一样为媳妇“自挂东南枝”。这种情况下，媳妇只有苦熬，等待 “千年大道走成河，多年媳妇熬成婆”，哪里敢跟婆婆大战。
随着大家庭和家长控制权消失，婆婆的优势地位不再。William Goode在《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一书中提到，工业化和都市化导致了大家庭的解体，而代之以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核心家庭）。家庭生活的重点转向夫妻关系。费孝通在1936年完成的《江村经济》中也提到，在乡村缫丝厂工作的女工，可以把工资存起来作为自己的积蓄，从而使得小家庭在大家庭中逐渐挣脱出来，而在大家庭集体农业生产中，她不可能争取到归她所有的个人收入。家庭集体劳动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家长控制是一致的。在中国，将大家庭彻底摧毁的是政治巨变。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已经不再有可由家庭控制的财产，任何人都需要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家长控制丧失了的资源支撑。同时，新婚姻法、大众教育，特别是女性家庭外就业，使得女性有机会独立平等与男性相处，发展爱情。爱情在婚姻中日益重要，成为两个独立个体间的粘合剂，将夫妻双反联合在一起，夫妻关系优先于包括婆媳关系在内的其他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婚姻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新的家庭关系中，婆婆媳妇都是各自小家庭的核心，前者对后者不再有天然的控制能力和权威，而仅靠亲情维持两个家庭的亲密关系。发生矛盾，双方大战难免。小时候村庄里有婆媳当街开仗的，总有老人表示不解：旧时候的媳妇哪敢这样？他们不知道世界大势浩浩汤汤，经济制度的变革会带来社会生活的全面变化，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有厉害的婆婆还想继续旧式婆婆的威风，但碰见厉害的儿媳妇则很难如愿。我老家那里，流传有很多媳妇威慑婆婆的故事。比如某女，在婚宴上拿起一个馒头，刺啦揭了皮，然后挑衅地看着婆婆，意思是“不老实我揭了你的皮”。又一女，一下车，则跑到婆婆屋里，掀起锅盖看看，自然自语，原来你们家的锅也是圆的呀。言外之意是你也just so so。被威慑的婆婆再厉害，碰到这样彪悍的媳妇，自然也得收敛。前一段网上流传一封媳妇写给婆婆的信：“你只不过是我丈夫的母亲，在结婚之前，你在我的生命中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的生命来自我的父母，今天的学历、能力、教养、待人处世之道理，都是来自我父母的承传，没有任何一分一毫是由你来贡献……我又没欠你，也不需要你养，更没拿过你一毛钱，我可以尊重你的意见，但是不能让你做主。”差不多可以看作是现代媳妇对旧式婆婆的宣战书。
社会转型对婆媳关系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养老保障上。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内部包含了一个隐形契约，即父母养育子女，子女作为回报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契约的上半段是父母主导的，下半段则是子女主导的。这农业经济中，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可以积蓄的财富有限，加上社会商业、金融服务严重缺乏，个人的养老问题只能依赖子女，子女是父母人格化了的投资品。所以父母会强化对子女的控制，以保障第二段的契约能被执行。“孝道”“服从”作为基本价值观的社会文化降低了契约执行成本。但是随着家庭关系的变革，父母逐渐丧失了保障第二段契约履行的权威，社会文化的约束性也在减少，家庭养老合约的执行成本上升，而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儿子在赡养父母上具有更多的责任，儿子、儿媳妇是养老契约的主要执行者。如果父母要求赡养，而儿子媳妇卸责，两代人关系就会紧张，婆媳会作为双方代表直接对抗。一般来讲，城市有退休收入的婆婆，会有更多的主动权，与儿媳脾气不相投，可以少往来，以自己的收入请保姆或者住养老院。而农村缺乏收入来源的婆婆，面对媳妇则非常弱势。碰到彪悍不讲理的媳妇，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就有仗打。电视台一些做社会题材的栏目，经常播放一些相关题材的片子，看后让人很难过。最近有一个关于老年人再婚的一个调查显示，老年再婚中的一个重要模式是城市老年男性搭配农村年轻一些的女性，通常后者比前者会年轻一二十岁。这种婚姻模式，说穿了是保姆换养老，即农村老年女性照顾年岁更大的城市男性，换取养老资源。这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农村老年女性的尴尬状况，也表明在社会转型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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